文明的一步步传承与复兴，就是一步步找回对人的尊重。——周其仁
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
现代中国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，在中华文明自身的演变过程之外，离不开 1840 年以后对西方文明的观察、引进、吸收、批判和再创造。即使到今天，我们依然强调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。可以说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一起塑造了今天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，也一并塑造了人的观念、组织的形态。
毛泽东在 1956 年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
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，读外国书。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。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。学了这些原理，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。
中国的和外国的，两边都要学好。半瓶醋是不行的，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。
这不是什么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“学”是指基本理论，这是中外一致的，不应该分中西。
我们经常忽视的“共和国”一词源自罗马共和国（SPQR，拉丁文缩写，意为“元老院与罗马人民”）。习主席提到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其中的“人类”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斯多葛学派。像“共和国”和“人类”这样的词汇，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，但已深深扎根于当今中国人心中。这种融合既反映了时间上的延续性，也体现了东西方之间的整合。
因此，要想深刻理解“人的价值”这个价值观，就既要回溯中华文明的演进，又要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。
人的发现：西方文明的底色
现代西方文明的底色是人本主义。人本主义思潮萌芽于古希腊罗马的[[斯多葛学派]]，沉睡于中世纪上半叶，得到[[神学]]的滋润之后，意外的再生于文艺复兴，加上宗教改革、科学革命的催生，确认于启蒙运动，在法国大革命里和旧世界殊死搏斗之后，政治革命的归于马克思和列宁，思想革命归于尼采和马克斯韦伯。
从神本位到人本位的翻转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从 13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纳入基督教框架，到工业革命大成的 19世纪，大致经历了 500-600 年。中间的大事件包括宗教改革、启蒙运动、文艺复兴等伟大的潮流与运动。
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有两次，12世纪文艺复兴（以阿奎那为核心）和人们耳熟能详的意大利文艺复兴，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是延续的（阿奎那死的那一年，但丁出生）。12世纪文艺复兴还是在基督教文化框架里，为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找一个妥当的位置;而意大利文艺复兴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精神框架，要恢复古希腊罗马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。
文艺复兴的贡献
艺术表现（美）
文艺复兴运动产出了美轮美奂的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小说、戏剧、诗歌。它们几乎全部表现了人的完美。当人在这些作品中散发的光辉太过耀眼时，人实际上分享了神性。作品里的人看起来非常饱满、自信、乐观，于是“大写的人站起来了”。
道德改造（善）
文艺复兴告诉人们，世俗的幸福是值得追求的。在《神曲》里，上帝的恩典和世俗的幸福并不相同，但也并不冲突，而是遵循同一套道德逻辑。天堂里不仅有虔诚的教士和神学家，也有行善者、立功者、哲学家，甚至还有正直的君主。而地狱里不仅有贪婪好色的人，也有贪婪好色的教士和教皇。
马基雅维利则用冷酷的理性告诉君主们，虔诚和纯洁已经不灵了，算计和阴谋才是政治的主色。
科学萌芽（真）
在文艺复兴的视角下，科学是人证明自己有能力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证据。
达芬奇除了是伟大的画家，同时还对音乐、建筑、数学、几何学、解剖学、生理学、动物学、植物学、天文学、气象学、地质学、地理学、物理学、光学、力学有深入的研究，同时也是一位发明家和工程师。
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通过观察教堂吊灯的摆动（单摆）和自己的脉搏，发现了等时性，并以此建立了对时间的认识（均匀、可测量）。他用古希腊数学家“均匀可分”的方法研究时间，把希腊人成熟的空间理论（几何学）拓展到时间理论，从而科学从静力学拓展到动力学。
艺术、道德和科学之间的联系，是它们都围绕着人来展开。当它们展开得足够辉煌之后，人逐渐变得自信，就脱离了基督教和中世纪，成为现在纯粹的世俗的样子。
启蒙运动的贡献
文艺复兴“让大写的人站起来”，人是美的、善的、有力量的; 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权威，让每个人的灵魂直接和上帝对话，这种对话是平等的; 科学革命让人用理性发现了世界的规律，让人变得自信。这三股思潮汇聚在一起，就形成了启蒙运动。
启蒙（enlightenment）运动完成了经典现代性的塑造，共 3 条基本原则：理性主义、进步主义、自由民主。
人拥有理性，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，也是人最重要的力量。每个人都拥有理性，也应该把理性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当理性之光（light）照耀进（en-）自己之后，前途一片光明，所以能够持续进步。
当理性之光照耀进社会政治生活中，由于单个的人是理性光明的，又是天赋的（佛教用语是“本具自足”，康德用语是“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”），所以天赋人权，又由于人和人没啥不同，所以人权是普遍的，进而推出，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，是（可以）自由（运用理性）的，最终，社会必须依据人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来构建政治秩序。
工业革命的影响
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无论有多深刻和辉煌，都只影响了精英阶层，而与社会大众无缘。除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以外，启蒙的光辉并未照耀到底层民众，而更早些的大航海时代已经把西方文明的罗马底色（征战与殖民）传播到了已知的世界，并产生了大量的殖民地民众和黑人奴隶，这些地区的人，比欧洲国家的底层民众更处于被认为与艺术、哲学、科学无缘的蒙昧状态，是完全的“可消耗型资源”。
在工业革命之前（约1760 年），甚至是工业革命大规模发展的反面（阶级分立、贫富差距、工人运动、城市污染等）大规模反噬之前（整个 19世纪），可以认为西方和中国一样，处于小农经济手工业阶段，所需的人才局限于国王下属的行政和法律人才，以及实现对民众精神生活管理的宗教人才。这个阶段，中国的应对手段是外儒内法科举，西方的应对手段则是基督教与大学。这些就够了。
直到工业革命摧毁了小农经济手工业，以燎原之势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和前所未有的问题，西方才以解决问题出发，以特有的工具理性为指导，发展了“人力资源管理”这门学问。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，但叠加了战乱，也叠加了马克思主义。
（未完待续）
